這是詩人十七歲時在長安所作，少年之作而能戒除浮泛的雕琢，直指真情實感，確實是深知作詩的竅門。詩人的家鄉蒲州（今山西永濟）在華山之東，所以題為“憶山東兄弟”。古人以九為陽數，九月九日也就是重陽節。寫節日的詩，最忌落入俗套，這首詩高明就高明在避開俗套，把握住真性情。首句就用了兩個“異”字，似乎脫口而出，卻別有滋味地渲染出在異鄉作客的生疏不適的孤獨感。從“每逢”
二字來看，加倍的孤獨感不是這個節日才有，以前的諸多節日已有過。正是孤獨感久受壓抑，于今尤甚的情形下，詩人把凝聚在內心深處的佳節思親情結一吐為快。由于“每逢佳節倍思親”一語極其精警，為人人心中所有，又為人人口中所未有，千百年來也就引起廣泛的共鳴。不過，前兩句畢竟是直賦心源，尚須曲折變化，才能余味無窮。于是本為詩人思念兄弟，卻以“遙知”二句翻轉一面，化出幻覺，寫兄弟為失落詩人而遺憾不已。晉朝周處《風土記》說：“以重陽相會，登山飲菊花酒，謂之登高會，又云茱萸會。”因為這個節日風俗，是采摘茱萸（zhūyú朱娛）花枝插頭，此俗在唐朝很盛行，比如王昌齡有“茱萸插鬢花宜壽”，白居易有“舞鬟擺落茱萸房”，朱放有“那得更將頭上發，學他年少插茱萸”之類的句子。洪邁《容齋隨筆》卷四摘錄此類詩句甚多。關鍵在于此詩把我思人的情緒，折射為人思我的幻覺，從中挑選出重陽登高和茱萸插頭兩個精心意象，展示一個頗有情趣的兄弟共樂的場面，從而把“共樂而缺一”的人生缺陷感，寫得令人心顫而余味無窮了。

光明日報1999.8.4. 楊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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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維是一位早熟的作家，少年時期就創作了不少優秀的詩篇。這首詩就是他十七歲時的作品。和他后來那些富于畫意、構圖設色非常講究的山水詩不同，這首抒情小詩寫得非常樸素。但千百年來，人們在作客他鄉的情況下讀這首詩，卻都強烈地感受到了它的藝術力量。這種藝術力量，首先來自它的樸質、深厚和高度的藝術概括。
　　詩因重陽節思念家鄉的親人而作。王維家居蒲州（今山西永濟），在華山之東，所以題稱“憶山東兄弟”。寫這首詩時他大概正在長安謀取功名。繁華的帝都對當時熱中仕進的年輕士子雖有很大吸引力，但對一個少年游子來說，畢竟是舉目無親的“異鄉”；而且越是繁華熱鬧，在茫茫人海中的游子就越顯得孤孑無親。第一句用了一個“獨”字，兩個“異”字，分量下得很足。對親人的思念，對自己孤孑處境的感受，都凝聚在這個“獨”字里面。“異鄉為異客”，不過說他鄉作客，但兩個“異”字所造成的藝術效果，卻比一般地敘說他鄉作客要強烈得多。在自然經濟占主要地位的封建時代，不同地域之間的風土、人情、語言、生活習慣差別很大，離開多年生活的故鄉到異地去，會感到一切都陌生、不習慣，感到自己是漂浮在異地生活中的一葉浮萍。“異鄉”、“異客”，正是樸質而真切地道出了這種感受。作客他鄉者的思鄉懷親之情，在平日自然也是存在的，不過有時不一定是顯露的，但一旦遇到某種觸媒──最常見的是“佳節”──就很容易爆發出來，甚至一發而不可抑止。這就是所謂“每逢佳節倍思親”。佳節，往往是家人團聚的日子，而且往往和對家鄉風物的許多美好記憶聯結在一起，所以“每逢佳節倍思親”就是十分自然的了。這種體驗，可以說人人都有，但在王維之前，卻沒有任何詩人用這樣樸素無華而又高度概括的詩句成功地表現過。而一經詩人道出，它就成了最能表現客中思鄉感情的格言式的警句。
　　前兩句，可以說是藝術創作的“直接法”。幾乎不經任何迂回，而是直插核心，迅即形成高潮，出現警句。但這種寫法往往使后兩句難以為繼，造成后勁不足。這首詩的后兩句，如果順著“佳節倍思親”作直線式的延伸，就不免蛇足；轉出新意而再形成新的高潮，也很難辦到。作者采取另一種方式：緊接著感情的激流，出現一泓微波蕩漾的湖面，看似平靜，實則更加深沉。
　　重陽節有登高的風俗，登高時佩帶茱萸囊，據說可以避災。茱萸，一名越椒，一種有香氣的植物。三四兩句，如果只是一般化地遙想兄弟如何在重陽日登高，佩帶茱萸，而自己獨在異鄉，不能參與，雖然也寫出了佳節思親之情，就會顯得平直，缺乏新意與深情。詩人遙想的卻是：“遍插茱萸少一人。”意思是說，遠在故鄉的兄弟們今天登高時身上都佩上了茱萸，卻發現少了一位兄弟──自己不在內。好象遺憾的不是自己未能和故鄉的兄弟共度佳節，反倒是兄弟們佳節未能完全團聚；似乎自己獨在異鄉為異客的處境并不值得訴說，反倒是兄弟們的缺憾更須體貼。這就曲折有致，出乎常情。而這種出乎常情之處，正是它的深厚處、新警處。杜甫的《月夜》：“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和這兩句異曲同工，而王詩似乎更不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