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安陽建筑勞務分包資質轉讓鋼結構三級資質轉讓快捷配套好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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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特種工程，包變更

芮良夫之詩云：“自有肺腸，俾民卒狂。”夫心險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歡謔之言無方。

　　“肺腸”指統治者的壞心腸，它逼得百姓發狂。因此統治者要堵塞老百姓的怨怒之言。千千萬萬老百姓的口是無法堵住的，他們的怨怒之情必然要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表達出來。有的是“嗤戲形貌，內怨為俳”，有的則“譎辭飾說，抑止昏暴”。如果說根據這些說法還難以判斷劉勰的用意，我們可結合劉勰在論“立文之本源”這個根本問題中的正面主張來看。《情采》篇把文學創作分為正反兩種類型，一是“為情而造文”，一是“為文而造情”。其主要區別就在：

　　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郁陶，茍弛夸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

　　為情而造文的道路其所以正確，就因為作者有了滿腔怒憤之情，而用文學創作來表達其情以諷其統治者。相反，為文而造情者，是作者內心并無郁陶的憂憤，只是為了寫作而矯揉造作。值得注意的是劉勰賦予“情”的含義。在整個《情采》篇中，“情”是作為專門術語，用以概括和形式相對的內容的，這里卻把“情”的含義具體化為“蓄憤”和“郁陶”，其用意就頗為深微了。要為表達作者的怨怒之情“以諷其上”而造文，并以此作為“立文之本源”，這正是劉勰思想中可貴的一面。這種思想顯然不是孤立出現于《文心雕龍》之中的，如上所述，它既和劉勰的整個思想有聯系，又是從古代優秀作品中提煉、總結出來的。劉勰從這種思想出發，論作家，則肯定“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為刺”（《明詩》）；論寫作方法，則強調“畜（蓄）憤以斥言”，“環譬以托諷”（《比興》）。在六朝動亂分裂和世族地主的黑暗統治之下，幾家歡樂幾家愁是不待細說的，劉勰強調“蓄憤斥言”、“志思蓄憤”等等，正是時代陰影的折射，而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