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劉勰的文學思想還有這樣一個方面，所以，他對人民群眾的創(chuàng)作雖然重視不夠，卻并不一概反對，并多少有所注意，甚至作了某些肯定。《樂府》篇講到“匹夫庶婦，謳吟士風”的作品，也可“志感絲篁，氣變金石”。《諧隱》篇對春秋時期宋國筑城民工尖銳地嘲諷華元的作品，也作了鮮明的肯定。甚至“廛路淺言，有實無華”的民間諺語，也認為“豈可忽哉”（《書記》）。劉勰對民間文學的肯定，當然有一定的限度，總的來說，就是要有利于封建治道。不符合這一總原則的作品，即便是帝王的御筆，劉勰也要加以指責。《諧隱》篇就說魏文帝的《笑書》“無益時用”，高貴鄉(xiāng)公的作品“雖有小巧，用乖遠大”。《時序》篇說：“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對《詩經(jīng)》中《板》、《蕩》等詩不滿于昏君的憤怒之情，也是肯定的。這類詩講的雖是比較古老的事，卻未必毫無現(xiàn)實意義。《明詩》篇說：“太康敗德，五子咸怨；順美匡惡，其來久矣。”這里的用意就很明顯了。劉勰這樣寫，顯然是當做一種古代詩歌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來總結(jié)、來提倡的。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表達對君王的怨怒不滿，劉勰當然不可能正面提出，對劉宋以后的帝王，他只能一一大加頌揚。但我們要看到的是，他把矛頭指向古代的某些昏君，并不是偶爾一次，這就不能沒有他的用意。如《諧隱》篇一開始就引用《詩經(jīng)·大雅·桑柔》的詩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