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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魯國，本來是把實現自己主張的希望，寄托在魯國的統治階層身上的。然而，此時魯國的形勢又進一步發生了變化：原本“自大夫出”的，還在繼續下移，已經到了“陪臣執國命”，即大夫的家臣執政的地步。孔子本來認為“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時，“天下無道”的危機已經開始出現，現在卻比當時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審時度勢，指出自從大夫的家臣操縱政令之后，罕有傳至三代而不失勢的，斷言陪臣執政的局面長久不了。在這種混亂的政局中，孔子自然不愿意與權臣同流合污，所以不愿出仕。在這段時間里，孔子集中精力研究《詩》《書》《禮》《樂》，從事教育事業。
 
在他辦的私學里從事教學，從遠方來求學，除來自今山東境內的齊、魯外，還有從楚(湖北)、晉(山西)、秦(陜西)、陳(河南)、吳(江蘇)所屬各地慕名而來的，幾乎遍及當時主要的諸侯國。孔子秉持“有教無類”的辦學方針，對一切可以施教的人，只要“自行束脩以上”，都可以受而教育之。他招收學生兼收并蓄，不受貴賤、貧富、老幼、國籍等條件這樣不拘一格的收徒方式引起全社會(包括上層和下層庶民)的廣泛注意。當時有許多青年師事孔子。像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冉求(少孔子二十九歲)、仲弓(少孔子二十九歲)等，大概都是在這一時期成為孔門的。針對這樣的情況，南郭惠子曾經發出疑問：“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回答說：“君子端正
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